隐蔽战线上你死我活的较量，也是索密（窃密）与保密之间的拼杀。革命战争时期，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反动派动用的是国家资源，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，再加上西方列强的支持，这注定了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保生存、保胜利的过程中要付出血的代价。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，部分被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，除了少数因错误路线导致力量暴露外，被变节者出卖是其另一原因。这一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进一步深思。

血的代价与教训

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抗战爆发前，革命处于低潮，红军主力转移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使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组织不断暴露在强敌面前，同时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加强力量，采取了更加狡猾阴险的破坏手法。1932年4月，国民党成立了以戴笠为首的“复兴社特务处”，随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在上海正式建立“行动区”，对我党造成了多次大破坏。1934年，上海中央局两任书记相继被捕、叛变，供出中央和国际两部电台、7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大批无线电器材，不但使大批共产党员被捕、被杀，也使新生的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遭受重大挫折。从此，上海中央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，也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。1935年2月，由于两个叛徒的告密，上海中央局秘书处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江苏省委等20个机关遭到大破坏。同年7月，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，39人被捕，此后中央局在上海只剩下了一个交通站。同年11月，中央特科驻上海办事处也遭到破坏，10人被捕。至此，在上海的中央局、江苏省委及所属区委，以及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，几乎全被敌人破坏。

北方党的领导机关遭受的大破坏也有5次之多。1931年6月，河北省委机关、省团委、省军委、省互济会、北平市党团机关遭到破坏；1933年5月至7月，北方党组织又遭灭顶之灾，包括河北省委全体常委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捕，加上各地被捕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，总数达千人。至此，北方党员由原来的3000多人减至不足1000人，天津市党员只剩30人左右，党的处境十分艰难。

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回忆中说：“共产党在不断地‘左倾’‘右倾’‘盲动’‘暴动’的错误政策的领导下，接二连三的失败……这一有利的客观条件，也是政治说服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。”徐恩曾所说的“政治说服”，就是他自诩为与共产党做地下斗争“克敌制胜”的主要战术，就是将被捕的少数地下党员迅速变成他们所谓的“同志”。然后由新“同志”对我党做更大的破坏。徐恩曾承认，生命的威胁是被捕党员心理转变的有力工具，但不是促成转变的唯一手段。少数“顽固倔强”者不得不交“法律制裁”。

实际上，徐恩曾夸大了他的“战绩”，高压下的变节者是少数。在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广西工委被破坏事件中，2000多人被捕，投敌者总计也只有百人左右，但这不足1/20的叛徒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。据叛徒庄祖方在新中国成立后交代，他将中统对付被捕者的阴毒手段归为6点：一是绝灭其营救希望，二是打乱其坚拒意念，三是谣惑其是非观念，四是促动其自私欲望，五是诱逼其罪恶作为，六是进而使其彻底叛变。总之，先诱叛，不成则把水搅浑，设套让你钻，等组织造成损失后，使被捕者说不清而不得不就范。然后一个个地顺藤摸瓜，逐个击破。其中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诡计的策划与执行者，大多是中共的叛徒，他们对党的组织、理论与行动都很熟悉，有知己知彼之利，懂得许多国民党特工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比出身国民党的特务要“高明数倍”。

而那些徐恩曾所称的“顽固倔强”者，就是怀有崇高信仰和必胜信念的真正共产党人。他们是意志顽强、忠贞坚定、“竹死节不变”的守节者，生命威胁和“政治说服”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。1931年2月，何孟雄、林育南、李求实等20多位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杀害。李求实在提审时正气凛然地宣布：“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，这样的人，你们永远杀不完。”1931年10月，王若飞被提审，敌人要他说一个字“招”就免死，说“不”马上送他回“老家”。王若飞回答道：“现在还啰唆什么？我再对你说一遍，‘招’字早已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。”1933年5月，邓中夏把审讯现场当作战场，针对敌人“危害民国”的“有罪”指控，历数国民党一枪不放地丢掉东北大好河山，反问谁在“危害民国”。敌人知道邓中夏在党内受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打击，想利用这一点通过“政治说服”软化他的斗志，遭到邓中夏的严厉驳斥。面对敌人的以死恫吓，邓中夏坦然回敬：“我没有进来的时候，倒想着有一天会进来；现在进来了，倒从来没有想要出去。”还有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人，面对刑讯，坚贞不屈，为了保护党的秘密，集体自缢牺牲；吴建业烈士在马家洲集中营里受到酷刑后，写下了激昂的诗篇：“皮肉给他吧，骨头是我的！就是骨头碎了，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！”“上前去啊，同志们，跨过我们的死尸，请不要忘记，当明天你们凯旋归来，在我的坟上，可以采摘一朵鲜花，请插在你的枪口上，把它带给世界劳动的人们，因为这是我的唯一的遗嘱。”

小节与屈节

1949年11月，重庆解放前夕，身陷渣滓洞、白公馆监狱中的共产党员预见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会实行大屠杀，便秘密商讨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，作为对党的意见和建议，这就是著名的“狱中八条”。其中多处提到“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”“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、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”，强调叛徒之所以会成为叛徒，是因为这些人早就因为生活腐化而变质，他们的“革命者”身份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外壳。在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中，烈士们告知上级组织：从所有叛徒、烈士中加以比较，经济、恋爱、私生活问题，这三个问题处理得好坏，往往决定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贞。

这些看似小节的东西，却与屈节密切关联。事实证明，被捕叛变的一些叛徒在私生活上都不干净。曾受毛人凤嘉奖的刘国定实际上五毒俱全，顾顺章也是生活腐化。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：“只要我们不死，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。”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。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之际，有所耳闻的顾顺章极为不满，顿生叛变之心。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、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。杨之华对他的印象是：精干、多计谋、滑头，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，平日不看文件，生活腐化、吸鸦片、玩妓女、打老婆。叛变后的顾顺章不仅供出了大批共产党人，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建议采取共产党人被捕后不杀而“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”的政策，甚至又把叛徒派回到党内来，充当奸细，使党组织遭受更严重的破坏。向忠发同样如此，他在上海搞了一处好房子，找了一个妓女，吃喝玩乐，敌人发现后抓到妓女，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，可是向忠发被抓到，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，叛变了，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。

腐败意味着背叛，因为一个人追求灯红酒绿、贪图享乐，革命意志焉能不衰退，革命理想焉能不动摇？而恰恰就是这种“小节”很容易被忽视。对此，周恩来是有深刻反省和总结的。他在《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》中指出: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,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,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,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。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错误的结果,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,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。

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破坏案也反映了这个问题。变节者中有的是革命意志薄弱，被捕后，还没进集中营就叛变；有的是思想不纯，是投机分子，在革命高潮期间或国共合作之初，他们还能混下去，一遇到挫折就经不起考验。为此，周恩来提出要对情报、保密人员加强政治教育，情报、保密人员身处机要部门,接触核心机密,如果缺乏政治教育,投敌变节,危害甚烈。杨之华在《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》一文中也提出,必须加强党组织对党员思想上、政治上以及生活上的监督检查,选拔干部必须注重政治忠诚,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,堵塞保密工作漏洞。这个教训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，一个党员干部或涉密人员，如果频频出入酒店，索贿受贿，追求金钱地位，骄奢淫逸，怎么可能在权钱交易或利诱策反中守住保密底线呢？

守节与保密

变节和守节，是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，如果说连接两者有一个节点的话，那就是气节或节操——一种坚持正义的志气和有所不为的操守。历史经验表明，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就是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。1947年9月，中央军委在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的补充规定中强调，要加强政治教育，提倡阶级气节。何谓政治气节？罗青长之子罗援在一次隐蔽战线后代聚会上，用“忠诚、无畏、慎独、机敏、能干、互助、奉献、忍辱”16个字概括了党的情报工作者和保卫人员的特质，可以说这16个字也是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的概括。

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。当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“不为利动，不为威劫”等精神营养经过世代培育、弘扬、传承而成为社会风尚时，守节者无不以此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，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，气节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。同样，“以俭立名，以侈自败”“俭为德之恭，侈为恶之大”就成为检验人品最好的试金石。变节者缺乏这样的节操，自然会经不住考验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背叛者和告密者。

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通过教育和榜样力量的感召逐渐培养起来的。皖南事变后，一方面周恩来安排部分党员干部撤离重庆，另一方面自己带头率领少数同志坚守在八路军办事处。面对国共合作破裂、随时有被袭击甚至抓捕的危险，他对留下来的同志们说：“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坐牢。我们在牢里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……要做最坏的准备，要准备牺牲。要牺牲，我们一块牺牲。”他还讲了广州陈铁军、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故事，读了叶剑英纪念方志敏的诗，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气节。南方局的同志回忆说，这种政治气节教育是周恩来在1941—1942年经常做的，连躲避日寇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，经常在防空洞里讲革命先烈的事迹。
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普通战士，革命前辈们都战斗在第一线，冲锋在前、撤退在后，临危不惧、处变不惊，果敢坚毅、沉着冷静，拒绝腐蚀、洁身自好。特别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，他们隐姓埋名，常常一生困苦，孤独无援，还要面对家人的误解、同志的怀疑，甚至有的因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但是，他们不计较荣辱得失，不沉湎个人私情，无私无畏，忠诚奉献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和优秀保密工作者的可贵品质。 

（转载自《保密工作》杂志2020年第12期）